“爱情教育”一词，谁是真正创始发明人？
序言：
下面拙文原本不想写的，写作是个辛苦活，越是短篇越说明问题的，越难写。比如《孔令昌论教育家》我前后酝酿了两三年，写了一周时间。而孔令昌版的和平年代《与妻书》，更是酝酿了几年，前后写了将近半年，动笔如举重，多次打退堂鼓，最后在2011年10月10日百年辛亥革命纪念日当天的下午6点才彻底完成。而我30万字人类级选题的长篇处女作《女孩时代》不到3个月就快速完成。我曾自嘲，《与妻书》仅仅一页A4纸，一千多字，花费的能量时间代价，足以达到半部或一部长篇的程度了。
若非不得不写，必须得写，真的就不写了。毕竟太累心了，谁不喜欢轻松快乐呢？《孔令昌论教育家》是我从事教育事业的一次正本清源的艰难深刻梳理。没有这种正本清源的梳理，我宁可不做。我不是个浑水摸鱼的人，因为有使命和情怀在。公开模仿民主圣贤林觉民先生的《与妻书》，乃是因为自己经历了等同生死，甚至超越了生死的爱情悲剧，痛彻心扉……它成为我后来，克服千难万险独创研发孔令昌爱情教育体系的动力源泉，因为心中有“救赎自己，救赎天下”的发动机。
所以，《与妻书》拖拖拉拉的迟迟写不出来，乃是因为，我当时面临一个人生重大抉择，一个人生豪赌：如果我在20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日之前，能够有幸拥有一份美好的爱情，我的心灵即得到救赎，就放弃写什么和平年代版《与妻书》，也会放弃研发什么孔令昌爱情教育。假如，人们允许并理解我说句粗话：他妈的，如果不是这个狗娘养的世界逼我，即便给我百亿富豪的回报，我都不愿意做什么人类爱情教育之父，更不愿意开发什么难死个猴哥的爱情教育！我觉得只有这句粗话、实话和心里话，才能更好表达我此刻的真性情，温柔文雅的语言，此刻太虚伪不给力了，太白开水了。
正如小米创始人雷军，在2018年夏，小米香港上市时，他在公开信中坦言是挑战“地狱难度”。是的，孔令昌爱情教育本身，就是赤裸裸，不折不扣的“地狱难度”。这是我本人的不幸，却成为了天下人的有幸，一如历史学之父司马迁，自己遭遇了不幸，用生命书写历史，才在秽史如林的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清白如玉的伟大历史，为中国和人类文明作出了卓越贡献。
关于“爱情教育”一词，谁是真正创始发明人的问题上，我本来是不想写文字说明的。因为，我想通过口头讲述的形式告诉学生们就可以了，轻松简单，免得费心费力去写文字。况且，事实胜于雄辩，作为人类第一个原创开发出完整爱情教育体系的鼻祖和先河者，尤其“人类爱情文明的先知和缔造者”这就是最好的证明。无须为小节，再去证明什么，赘述什么。
但是，考虑到“爱情教育”这个概念本身已经遭到了出版界的污染，大众也已经以讹传讹很久了。而我原本就是出版界精英，作家和出版人，面对未来要从事的纯净教育事业，出现混乱和污染，换成任何人，换成你，也会有一种要正本清源，认认真真说明一下的冲动。是的，这个冲动持续了几年，从2014年我知道污染源头那一刻起。今天，我觉得为了对人类文明负责，对世界教育史负责，我必须要认真的去写点什么，权做文献，以正本清源。
“爱情教育”一词，究竟谁是真正发明人？
我对爱情的思考和研究，根本动力和缘起，来自于我本人悲壮的爱情经历。先后经历了局长千金的初恋失恋、天才女画家的悲情离别、世界500强播音主持人的婚姻错失、哈佛女友的异国情殇、北大女友的阴错阳差、交际花师妹的遗憾……还有很多普通小家碧玉、白领女性等悲催的爱情寻觅探索……曾经在北京和上海的相亲公园，相过几次亲，就作罢了。因为想起失去的一切，就没有热情去凑合了。可能不服输，失去很好的，就想找一个更好的去补偿和安慰。难度自然就会加大。我并不是一个为了结婚而结婚的人。如果是，可能我早已经凑合结婚了。遇到过几次结婚的机会，其中不凡优秀者，一个清华的女博士，只要我同意就可以结婚，要么不是喜欢的类型，要么鬼使神差阴错阳差。我真的很羡慕那些一年就勇于相亲一百多次的人。但是脆弱敏感怀旧的心，实在让我做不到这种豁达和乐观。
多年来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有己之过，更有她人之错。每一段爱恋，常常痛彻心扉，伴随我数年不散，有的甚至终生难以忘怀。曾有好几次，我梦惊三更，失声痛哭。越是美好和完美，这种打击和剧痛，就会越深，越持久。我恨自己风华正茂时是一个美男子，多次公开被异性甚至同性欣赏的大帅哥。我丝毫没有一点因为英俊而沾光，相反颇多受害受伤，而且其重无比。我恨自己不是矮丑男，或许可以沾这个世俗扭曲变态的光，让自己顺利且沾便宜。这些看似数量颇多的爱情寻觅，其实在漫长20年的青春长河中，却是另一番景象：柏拉图之恋占据了多数（尽管是我最不喜欢想有的，却偏偏如此），我常常处于空白期和寂寞孤独状态，同居的日子极少，享受性快乐的日子，更是不多。常常是失去一个，空白半年或者一年，甚至几年，才鼓足勇气去寻觅第二个。自从我决定开创爱情教育以来，已经有7年的空白期，而且还在继续中，彻底的孤独，婉拒了多个关心自己的好人介绍对象的善意，因为心已经如同寒灰，把一切热情和激情倾注在爱情教育的研究探索上，在爱情教育没有取得满意进展前，我没有热情去谈情说爱了。只希望在将来，救赎天下时，捎带脚进行一场彻底的自我救赎。
在爱情上，我是个纯情、深情和痴情的人，是个人们传说中的巨蟹座好男人，12星座心灵美排行第一的星座。早在2004年圣诞夜就开始创作全球首部重男轻女，也是世界文学史罕有对爱情，尤其自由恋爱进行深刻犀利批判的力作《女孩时代》。时值青春，已经深刻探讨了爱情底线、审美观和价值观，以及自由恋爱的罪恶性所在。当然该书主线还是重男轻女，尤其对重男轻女探本求源和寻求济世良方的探索。拙作比莫言先生的名作《蛙》，早完成了四年。但是，由于是文学新人，凡是懂得当代文化和中国出版内幕的人，都应该有所了解，任何一部优秀处女作的出版都是异常艰难的。正如中国十大策划专家何学林先生曾当面亲口跟我讲述的“在当代中国，任何一部优秀处女作的出版，都是十分艰难的，尤其是文学。”
2006年秋季签约，合同规定2007年1月1日出版。假如正常出版，就会比莫言的《蛙》（2009年12月出版）早出版整整3年。这样拙作《女孩时代》不仅仅在作品完成上，在该选题领域是世界第一，更是出版领域该选题的世界第一。然而意外发生了，出版方违约了。这样我愤然起诉，2007年打了一年官司，一审朝阳法庭，二审北京二中院，终于获得胜诉，未经出版获得了2万册版税的赔偿。
鄙人怒发冲冠，不在找任何人出版，自己创业挑战做出版人，于2011年夏出版问世。这样比莫言先生的《蛙》反而晚出版了2年。不谦虚的说，这是一种史诗般的悲壮。因为在世界文学史上，因为出版人问题，而导致了多少文学青年和作家的悲剧，使得他们一生作品难以问世，哪怕是世界名著。比如司汤达的世界名著《红与黑》，生前没能被出版方重视，未能问世，死后在其弟子执着真诚的努力推荐下，才获得出版。没有先做成演员，而是导演和演员同时上，自导自演乃是公认的最高境界，在影视界是罕见的侠者。出版界同样如此。
2010年1月创办文化传媒公司后，我没有急于马上运作出版，而是迫不及待的在北京各个高校宣讲我的一个商业模式理念：人类梦工场商业模式。这个插曲有两个缘起，一是2008年奥运会期间，我完成了一份出版商业计划书，在计划书上创始了一种思想“帮助优秀员工创业做企业家”的经济思想和商业模式理念。二是2009年李开复先生放弃谷歌全球副总裁的高职，毅然创业推广他的“创新工场”商业模式。我们的商业思想完全一致，核心就是“员工创业”“员工企业家”，一种博爱天下的经济情怀。他是实践最早的第一人，我是理论最早的第一人，恰好比李开复先生早了一年。这种天然的资格，激发了我的热忱，于是先后在对外经贸大学、北师大、中国政法、北影、中国传媒、吉利大学等进行了宣讲。成为国内最早进行大学生创业的推动者之一。
那是激情的岁月，思想爆发，灵感喷涌。我根本来不及看书，去了解什么是商业模式，那方面的书也真的没见到过，买都不好买。因为商业模式在当时的中国企业管理界几乎是空白，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我只能凭借自己的悟性和灵感，用最通俗易通的语言去诠释给大学生们。那个时候，国内还没有人去讲什么商业模式，更不懂它的价值，即便是最先进的企业管理培训师，都是空白和沙漠。我当时已经预言，商业模式一定是未来的热门领域和核心所在。之后多年，印证了这个预言，几年后商业模式如雨后春笋一样纷纷出现。我之后也听了很多看了很多对商业模式的诠释，我发现自己当时靠悟性就已经达到了最正确的程度，比后来者还要形象生动和精炼。而且当时自己总结的概念水准，目前还没有人达到。
在去各大学演讲的五六月份，有一天，我突然产生了一个震撼到我的灵感，大脑里喷发出了两个概念“爱情教育”和“爱情教育培训”。觉得这东西，可以救赎我失败的爱情，因为失恋的痛苦和对美好爱情的渴望，时时纠结着我的心。这两个名词概念，一度不知道如何取舍，毕竟太新颖了，刚出锅还冒着热气儿呢。从来没听说过，更没有在我读过的任何书籍和文章、报纸、新闻中看到过。但最后还是觉得“爱情教育”最简洁，其实教育培训本身就是重复性所指，虽然教育和培训，概念内涵外延有所不同，但交集甚多，教育含培训，培训含教育。这个灵感如此强烈，因为我觉得自己发现了一个全新的教育领域，360行里从此多了一行，我知道这是一种巨大的思想成就和社会贡献。它强烈冲击着我的心脏和大脑。因为我从高中到那时，已经产生并印证了好多个的世界第一，仅是思想概念就有好几个。一般情况下，我是绝对不会告诉任何人的，包括我的父母在内。因为，我觉得灵感属于天机，天机不可泄露。只有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才可以去分享。
然而，我的员工李敬阳先生和黄秀颖小姐，深深感动了我，在他俩参加完我的中国传媒大学演讲后，主动提出了加入我的人类梦工场商业计划，近距离的工作生活，朝夕相处深刻了解我的为人，觉得我肯定不是骗子，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尤其对我的商业模式思想高度赞赏。我欣然同意，于是他们出资成为了我的新股东。
我平生第一次破例，把最重大的灵感之一，毫无保留的主动分享给了李敬阳先生一人，连其他最初的联合创始人都没有分享，我的母亲，以及最好的忘年交企业顾问也没有告诉。因为潜意识告诉我，这种巨大的灵感，涉及到商业秘密，尤其是萌芽阶段，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当李敬阳先生听到这两个概念后，不假思索，情不自禁频频点头，给予了百分百肯定和支持。然后，我们就像特务一样，相约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之后，7月份在原有插曲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个插曲，我俩开始策划这个灵感，希望进行最初的商业探索，了解一下其市场反馈和前景。于是我们策划了“2010·中国首届完美爱情派对高端峰会”，准备在峰会上，由我来分享爱情教育的一些重大理念，仅仅是想把单纯的相亲交友，再增加上某些爱情教育。当然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对爱情教育进行真正系统化的研究。印制了5000份传单，8月和9月，我和小李带领几名员工，在北京的国贸等地，以及地铁、商场、大街上散发传单。有一天傍晚，我实在太累了，无法把手中的传单散发出去。就把剩余的几十张传单放进了一楼公司信箱里。后来干脆想留个纪念，不散发了。如此竟然成为了某种铁证。
这个成人爱情教育的实验，采用这种传统笨拙的营销手段，倒也收获了几个咨询报名的青年，考虑到为这几名青年去租场地举办，只能继续赔本，这次实验已经赔了几万的员工工资和其他费用，不能再继续赔下去，只能及时止损。也就作罢了。虽然是一次流产的实验探索，却也实现了某些初衷，迈出最艰难的第一步。另外也坚定了我日后研发攻克爱情教育的信心和对市场的憧憬。
2010年10月份，在中国国际科技会展中心，举办了一场面向全国，主要是北京的大学生和社会青年创业论坛，这是最大一次倾情推广“人类梦工场”商业模式。无巧不成书的是，会议举办前的一天，收到了北京电视台名人堂栏目组女编导的邀请，她说得悉了我即将举办的大会，希望我明天下午2点参加李开复先生在北京台名人堂栏目的创业演讲活动，希望我成为互动分享嘉宾。无奈时间冲突，只好婉拒。这成为我多年来的遗憾，没有见到敬爱的李开复老师，并向他分享彼此有关的故事。
2014年春，我开始全职研发攻克爱情教育。距离2010年春最初产生“爱情教育”这个概念，已经四年时间。在此期间，我一直保持着多年来固有的灵感处理原则：把灵感封闭保存，慢慢发酵，完全不去关心和搜查其他任何人有没有涉足该灵感，以保证自己不受任何外界信息包括书籍报纸新闻等的干扰影响。让时间、经历和独悟，去做首轮的印证和反刍。等到热情激情依旧，重新感悟到其巨大价值，要做全面深刻研究时，自己已经具有了粗线条的战略框架思想和价值观体系。做系统深刻研究时，我会特地认真的看一下，其他人有没有涉及这个领域，涉及到了什么水平，以此完成相互印证，自己水平境界如何，对方水平境界如何，是世界第一，还是中国第一，是并列第一，还是独自第一。如果别人做了，还有没有必要再去做。一般别人做了的，我不会再去做，除非对方做的太差，而我可能出于修正去做。如果没人做，是空白领域，肯定要去做。完成研究之后，还要用漫长的时间、经历体悟、其他旁证，再次印证和反刍，以及多轮修正。
这样做保证了我思想和思考的独立性、客观性、深刻性和权威性，因为我对“学者误国”一词深恶痛绝，作为历史专业的我，对世界近现代史和中国近现代史上误国学者给人类带来的灾难，痛心疾首，万分鄙视。缺少实践和天才，缺少求取真知和独立客观思考精神，缺少淡泊名利舍生取义的天下为公情怀。靠唬人的博士学位或者某个职位名头，靠天下文章一大抄的流氓文人作风，为了尽快博得个人名利，博览群书摘摘抄抄，匆忙炮制出一套所谓哲学理论，神化为某种主义，用暴力和强权加以推广为宇宙真理和唯一真理，祸害人类文明。或者吹捧某种主义，哗众取宠升官发财，祸国殃民，荼毒天下。我一辈子都不是学者，也不屑于做学者，我是一个真正的实践者和解决问题的人。所以，我奉行“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和“书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的原则。一般学者的书，我极少看，也不屑看，如果非看不可，我一般都是警钟长鸣，在脑海了大声提醒自己，这是误国学者所写，只能信其一二分，万万不可陷入其伪逻辑的迷阵。我特别喜欢看奇才天才的书，喜欢看有丰富实践经历之人的书，以及那些经历过巨大人生灾难和悲剧洗礼之人的书，以及有良知道义之君子贵族之书。御用文人的书，基本是不看的。不管他是任何国内外名牌大学，什么博士后都入不了我的法眼。在社会科学领域里，一切学位和名头都是不灵的，那是肤浅的代名词。
这个灵感处理原则，或者社会科学研究的朴素方法，是靠我年少时的潜意识得到的，没有任何人告诉我，也没有任何文章有此介绍和指引，今天是我首次把自己的武林秘籍公之于众。我从高一便开始采用了，坚持了20多年，收获颇丰。这个特点，也导致了我一个巨大的缺点，就是对互联网适应非常慢，类似数学家陈省身不善于用电脑的情况，不太习惯使用搜索。从2005年买第一台电脑，大约过了十年左右，才慢慢适应和采用了搜索功能。
当2014年春，我按照自己的灵感处理原则和社科研究方法，正式的去搜索“爱情教育”这个名词时，我赫然发现了《爱情的教育》这本书，而且几乎所有文章和新闻出现的“爱情教育”一词，都是源于这本书，多数是很轻松自然省去了“的”字。也就是说除了鄙人孔令昌靠灵感独立发明“爱情教育”一词外，这本书，是其他爱情教育一词的总源头。于是，我不得不郑重的去买此书，认真参考研究和印证一番。
买书前，我进行了几个主观预评判，希望将来用事实客观评判，重新审视我的逻辑判断力和预测能力。第一个预评是：心想如果苏联的被称为教育家的苏霍姆林斯基《爱情的教育》一书，真是他独立首先提出的概念，那么就爱情教育概念发明一事而言，我们俩个就是并列第一了。为啥是并列第一呢，因为我们俩个都是完全不知对方情况下，独立提出，丝毫不受别人启发和影响所得的。
全球自然科学最高奖—诺贝尔奖，有一个令我信服的规则：把奖金和荣誉，一并奖励给生活在不同时代和国家，独立原创新发现的杰出贡献者，并按照贡献大小确定不同比例。例如：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爱尔兰科学家威廉·坎贝尔（William C. Campbell）、日本科学家大村智和中国药学家屠呦呦，其中一半共同授予威廉·坎贝尔和大村智，以表彰他们发现针对蛔虫感染的新疗法（伊维菌素和阿维菌素的发现），另一半则授予屠呦呦，以表彰她发现针对疟疾的新疗法（青蒿素的发现）。
201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颁给了日本的梶田隆章和加拿大的阿瑟·麦克唐纳，表彰他们发现中微子振荡现象，证实中微子有质量。日本的梶田隆章，利用超级神冈的5万吨纯净水，以确凿的证据发现了大气中微子震荡现象。在发现大气中微子振荡3年后，加拿大科学家阿瑟·麦克唐纳，利用1千吨价值100亿元的重水，也发现并证实了太阳中微子振荡。
200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颁给了美国的戴维斯和日本的小柴昌俊。1968年，美国的戴维斯在一个废旧金矿中观测到了来自太阳的中微子。日本科学家小柴昌俊，在1987年第一次截获由超新星(SN1987A)爆炸所释放的中微子。因“观测到来自宇宙的中微子”，日本小柴昌俊与美国戴维斯一起分享了2002年诺贝尔奖。
这一公平伟大原则，同样适用于社会科学的重大原创和发明。何谓原创？真正的第一原创，是从0到1，即从来没有人开创过该事物，他第一个依靠天赋和灵感而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这种无中生有的原创，如同上帝创造万物，没有什么人和文章，可以给他以灵感和启发，常常是从自身和大自然生生创造。就连那个概念也是流星一样，突然滑过他的脑海，而引起了他激动万分的振奋，从而引发了艰辛而坚定的研创之路。而看到了别人的名词概念和前人研究成果文章启发，在继续进行，都不属于真正的原创，充其量仅仅是次原创，假如还有重大额外新发现的话；如果没有那就是模仿追随了。如果，直接拿过来用，而不注明出处，说明源头和真相，那么就是盗贼，而且是伪君子的文化盗贼。这种盗贼，比普通盗贼罪行要大得多的多，因为这个盗贼是明目张胆的公开要冒充祖师爷。而且这个盗贼十分容易露出马脚和破绽，因为一个真正的原创者，他的水平和境界，有时常常不是孤立的高峰，而是连绵起伏的群山，假如那人只有一项令人震惊的成果，而在其他方面毫无建树，我不得不怀疑，他是真的第一原创吗？还是从哪里侥幸受了启发而模仿来的呢。
第二个预评判是，既然书名叫做《爱情的教育》，中间多了一个“的”，那么相差毫厘谬之千里，说明他的水准和境界，还没有达到鄙人的境况，否则根本没有必要保留此“的”，仿佛一块璞玉，还保留了未加工完毕的石头残留。既然保留了说明火候远远不够，严格来说“爱情的教育”还不是真正的“爱情教育”。另外，我看了那些因为早早就知晓并购买阅读了《爱情的教育》一书的人，直言不讳的说出了自己是看了此书，写了很多读后感和跟风模仿式研究，文章中很习惯自然的把“的”去掉了。由此，“爱情教育”一词，竟然用这种近乎于荒唐可笑的方式流传开来，以讹传讹，倒也开启了一个全新的事物。
第三个预评是：苏霍姆林斯基的《爱情的教育》是否具有了和我同一水准和境界的研究成果呢？我联想自己在这一领域，从2004年创作《女孩时代》便有了研究爱情教育的萌芽，拙作中多有深刻精辟论述和灵感天籁之语，到2010年精准提出“爱情教育”概念，到2014年又历经四年的反思、彻悟，期间经历太多爱情坎坷和磨难洗礼，前后10余年底蕴积累，已经形成了粗糙但完整清晰的思想架构和价值观体系。而且完全摒弃了学者理论空洞型的研究思路和风格，而是采用直面问题和灾难的应用型研究思路和风格，以“学以致用”为宗旨和归宿。中间不得不涉及的理论部分，也多是社会科学中震撼性的发现、发明和创造，尤其某些重大定律的独创发现。这些都是前无古人的。我的个人经历，仅仅是爱情经历，就是个传奇。这些经历促成了我的深刻，否则仅仅读书，哪怕万卷书也是肤浅的。毕竟“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阅人无数不如名家点悟，名家点悟不如自己醒悟”。苏霍姆林斯基我学生时代似有耳闻，据说是从事教师一辈子被称作苏联著名教育家，但是仅仅从他的个人经历，我就已经断定他经历平凡和单一，他的爱情婚姻较顺利，他的事业总体而言是风平浪静的，没有经历风雨磨难洗礼，思想和境界注定平庸肤浅无疑。这是常识和铁律。
另外，新中国从建国以来一直都是师从苏联，无论政治，经济，还是教育，都是系统化的照抄照搬苏联模式。我经历了完整系统的体制内教育，如果苏霍姆林斯基真的研究攻克了爱情教育，不可能不从老师和课本、报刊中被学生们所知，被我所知。因此，我最后预评是他并没有真正研究攻克爱情教育本身，更绝对达不到我的水准和境界。这是我的第三个坚定的预评。
第四个预评，还说不上预评，我仅仅是第六感觉的怀疑，苏霍林斯基是教育家么，达到了真正的教育家孔子之水平境界了？因为当时我已经对目前泛滥的称某某人某某人为教育家而感到厌恶了。因为在潜意识中教育家是个极高境界的称谓，绝对不亚于大师和一代宗师这种称谓。绝对不能随随便便去称呼的。那个时候，我已经有了研究教育家这一概念多个月的想法了。我期待着自己写完《孔令昌论教育家》之后，再去真正客观的评判。不管怎样这种胡适先生主张的“大胆怀疑，小心求证”之学术精神，是没有错的。这个任务直到2015年9月底完成《孔令昌论教育家》这一论文之后，此怀疑和评判才尘埃落定，非常不好意思的是，苏霍姆林斯基先生按照我重新定义高标准权威性的论文来衡量，他真的不是教育家，只是教育专家，多了一个“专”字，著名优秀的教育专家。当然这是插曲，不在此赘述。
于是，我在2014年3月13日在亚马逊网下订单，购买了《爱情的教育》一书。下面，是我2014年3月13日，在亚马逊网购书时，后台截图。以及2016年6月2日，对保存的当年亚马逊平台合作卖家文轩网发货清单、邮寄包裹封皮的拍照。
打开《爱情的教育》一书，我认真研读起来，在中方编者总序中，并未给出具有文献学、编辑学或考据学价值的相关信息。但在正文目录开始的第一部分，俄方作者戈洛瓦诺夫写的《多年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中，给出了上述几方面巨大的价值信息说明，其中《爱情的教育》一书原名叫《爱之书》，原作者霍姆林斯基从未使用“爱情的教育”这一名词概念，而这个“爱情的教育”名词概念，是作者死后，大约是中方某位编辑人员，在近年出版时，事后诸葛亮般的随意人为篡改的。
第2页原文“苏霍林斯基在决定探讨这个由他提出并由我们放到本书封面作为标题①的问题时，也恰恰是抱着这种目的。”并在最下方，解释了“①原书名为《爱之书》……”并附了原书名的俄文名。其中“探讨”一词，表明了该书的初衷和定位，便是作者提出爱情话题进行探讨，强调爱情的重要性，爱情需要教育，借以引起教育界同行的重视和共鸣。该书具有明显而强烈的倡议性质。另外作者探讨中也讲述了某些自己的爱情理解和观念。这也很容易理解并判定该书并非爱情教育本身，更不是攻克了爱情教育这门科学。这如同古人渴望飞翔，呼唤人们重视天空，希望人类有一日飞上蓝天或太空，并预见了将来这美好的一天。但是，绝对不能把这种倡议和呼唤，当做发明了飞机本身，倡议人也绝对不能等同于真正发明人莱特兄弟本身，更不能说倡议人开创了航天时代。这对于大众判定《爱情的教育》一书，在人类真正的爱情教育史中的地位和水准十分重要和必要。
当时我看到此处，的确有点出离愤怒了，如果我不是历史学专业的学过《文献学》，并且毕业后有过记者和编辑、副总编的经历，懂得最基本的编辑学和考据学原则和应用。我是很难瞬间发现问题和明白真相的。这种未经原作者本人同意，尤其已经离世的作者，活人随意根据个人喜好或某种需要，篡改死人书名和内容的行为，是编辑出版界，也是文献考据界，最大的无耻之举，是一种严重的学术腐败和道德败坏，也是某种意义的渎职和犯罪行为。说的粗俗点，这是一种赤裸裸的流氓文人行为。和当年文革随意扣帽子，随意贬低和吹捧，随意删减和添加，一般不二。这种编辑和出版人，严重违背了最最基本的职业精神和操守。我做过出版人，对行业内这种行为了如指掌，我出于最基本的商业行为考量，觉得这是某个编辑或出版人，为了增加本书名头，标题党伎俩，吹捧死人，扩大销量，完全不顾职业尊严，事后诸葛亮自己加上去的，加的还真是暴露了其一瓶子不满半瓶子咣当的水平，竟然中间多了个“的”字。幸亏此流氓文人水平不够，否则文字污染的程度就更严重了。以假乱真的程度，就更高了。
让我们再一起看看下面第1页的内容，里面的信息和价值同样巨大。“本书所收入的作品，是苏联杰出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以前未曾发表的作品。”、“我们无论是在两卷集《教育学辞典》，还是在高等学校的教材里都查阅不到它。在教师进修班里也不讲授这个问题。”
《爱情的教育》薄薄一本书，我竟然花费了好几天时间精读和品读。真的不想冤枉或误解前人，更不想大不敬。看完后，我长长出了一口气。我的所有预评没有一个是胡说八道的。就连那个怀疑都是如此精准。而且，我看完书之后，有一个巨大惊人发现和强烈共鸣：苏霍林斯基先生太可爱，太学者，太幼稚了，具有清晰赤裸的爱情政治化和学术政客化倾向，满口道德和理想，并对规则和逻辑给予否定，不乏浪漫教条主义色彩。按照胡适先生的观点，如果一个社会人人满口道德，而无视规则，则社会就会成为伪君子遍地的社会。这完全是一个没有经风冒雨之人，一个爱情婚姻顺利之人的主观想象，尽管他间接知晓了别人的爱情苦难。他丝毫没有逃离误国学者的局限性和固有特点。犯了毛泽东所谓的“知识分子的幼稚病”。
更有趣，竟令我哑然失笑的是：他所写的，恰恰是我们那个时代青年的心灵写照啊！我们的多数，对爱情看得就是如此神圣，自己对爱情的态度如此纯、美、圣，如此忠贞，矢志不渝，甚至愿为爱情殉情。我自己和身边很多男女同学，自己闭门想象就已经天然拥有的了爱情观啊。我说的没有一分半分的夸张或有一丝一毫的讽刺挖苦之恶意。我自己本人和身边很多优秀的男女同学，真真的就是在他所写的那种爱情观念中成长起来的。真的是我们自己教育自己，靠主观想象或者主观自信，就这么长大的。如果是那样的话，爱情教育已经基本完成了。尽管他的愿望不可能人人百分百实现，最起码也得有50%以上。不需要爱情教育了嘛。可是现实的真正问题就是，在我和我们那个时代，以及当代，广及古今中外，靠自我想象，靠着天然的人性之善，人性之美，靠着形而上的可爱、纯粹、幼稚或理想，实践了苏霍林斯基思想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出现了太多的爱情悲剧和灾难。而我恰恰是最大的受害者之一。这是我孔令昌，发明爱情教育概念，并要彻底攻克爱情教育本身的源动力，也就是要解决客观灾难、真实痛苦和实际问题，不是理论家来喊叫口号来的。因为自身太多爱情灾难经历，如同久病成医，有实践才最有发言权嘛。其实，战国时代，最出色大学者，应数纸上谈兵的赵括，他的理论水平和想象能力，绝对是完美无懈可击的，在纸上打仗，绝对是胜者。而当面临真实的战争世界，由于自身没有实践经验和切肤之痛，那些学者味道的理论和想象全部是错误的，乃至相反的。而另外的战神白起，把所有看过的兵书全部封存，只根据实际问题，随机应变。最后这位学者惨败于实践丰富的战神，所带领的几十万兵马全部死亡，国家面临危亡，赵国从此一蹶不振，直至最后灭亡。祸国殃民，非学者莫属也！其实我也曾好奇，为啥我们那代青年没有怎么经过思考研究，就天然具有了苏霍林斯基的那些学者味儿观点理念呢，后来发现其实当人类都没有实践根基、切身之痛、泣血彻悟的前提时，空想水平大抵相似或雷同，比如一个出色学者的空想水平与一个优秀青年或一个纯美儿童的空想水平基本是相似的。人类智商和大脑重量基本都是不相上下的。空想嘛反正都是空对空呗。这也就自然解释了，为何我看完《爱情的教育》一书，似曾相识，觉得那就是我们时代固有的写照啊。
掩卷冥思，我当时再次生发出了震耳欲聋的那个词“学者误国！学者误国！学者误国啊！”苏霍林斯基，真的不是我眼中的教育家，只是一个教育专家，专家！他的《爱情的教育》实在没有令我参考借鉴的所在。如果有，那就是一个反面教材。我的爱情教育，很多是与他完全相反的。既然他的那一套，已经完全失灵，并造就了今日普遍性爱情婚姻悲剧，还有什么值得效仿的？当我看到很多中小学老师，甚至大学老师在以《爱情的教育》为圣经、为楷模、为范本、为经典跟风模仿，有的甚至当成了爱情教育本身，写一些幼稚肤浅的论文，妄图主观想象开发一些可笑的爱情教育课程时，我有时不免一个人偷着乐，情不自禁时哈哈大笑。
我有时不免在想，幸亏还有我在，有我孔令昌，否则爱情教育无论是这个名词概念，还是这门科学和课程体系，都得被污染和毁掉了。好端端一个世界级课题，好一个爱情的悲惨世界，几乎险些被废掉和娱乐至死了。每每在我遭遇攻克研发瓶颈时，以及后来商业化探索推广过程，遇到困难时，便用这来激励自己，为时代，为未来，为人类，为真理和文明，去正本清源，时不我待，刻不容缓。
我一般在社会科学领域，不太喜欢用发明一词，但是常常看到类似这样的新闻报道，比如西方某某人是“金砖四国”概念的发明人，我看到之后心里十分别扭，因为“金砖四国”就是一个拉帮结派的绰号而已嘛。有没有这个绰号，对这个世界有丝毫影响么？有了多了这个绰号对社会有半分贡献么？与“四大金刚”、“五虎上将”、“十三太保”有什么区别？和“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病太岁张芳”、“白眉大侠徐良”、“飞天玉虎蒋伯芳”、“锦毛鼠白玉堂”等等这样绰号有啥不同么？起这样的绰号十分艰难么？需要才华横溢么？每每看到这些大牌报纸公开吹捧西方某个学者发明了这个概念。我就在想，既然社会科学的毫无意义的绰号都可以用发明来形容，那么比这绰号有价值和意义，超过千万亿倍的东西，比如“爱情教育”，就更应该用发明一词了吧。
我曾经在专门的文章中论述过，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本质区别，不在此赘述。简单说，自然科学不过是雕虫小技小术而已，是集体智慧，100万个60分的科技工作者组成一个科研团队，就可以达到99分甚至100分的水准。因为自然科学研究成果可以轻松累积改进，并在实验室里反复得到印证和验证。而社会科学确是个体智慧，科研成果太难累积改进，而且难以同人同事同地同时同背景重现和印证。我曾经对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某个社团同学聊天时，谈到100万个60分的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组成科研团队，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总分小于等于60分。也就是人多死乱鸡多不下蛋，兔子驾辕乱了套。如此说来，发明这个词语，一定是用来使用而不是放在辞典里闲置的。那么，社会科学的重大发现，从0到1，当然可以，理应如此，郑重使用发明一词了。否则，万万对不起社会科学的高大上，万万对不起文明之进步，更万万对不起那些伟大的贡献者们，无论他是谁，是你，是他，还是我。举贤不避亲，应当仁不让！
后来，在2011年，我又产生了一个巨大的灵感，发明了“爱情文明”一词，而这才是我真正要探寻的宝藏，正如我的祖先孔子所渴望的“朝闻道，夕死可也！”我把爱情文明纳入了整个爱情教育体系，并成为孔令昌爱情教育的眼睛与灵魂。如同一道北极光划破了夜空的黑暗，照亮了人类亘古呼唤的黑暗而腐败的爱情历史天空。如此，“爱情教育”和“爱情文明”两词，都是孔令昌首先原创发明的，更重要更艰难的还是他开创了上述两大领域完整系统的科学体系、思想架构和价值观。“人类爱情教育之父”和“人类爱情文明的先知”当之无愧，名副其实。实事求是，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实话实说，天地良心，问心无愧！
